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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给付诉讼属于当事人诉讼，并非以直接攻击公权力行为为目的，它是对等行政机关与相对的人民之间彼此相互涉及到公法上权利义务关系的诉讼，既可以由相对人对行政机关提起公法给付，也可以由行政机关对相对人请求公法给付。

后一案件则在美国确立了女性享有堕胎权的先例，这至今仍然是美国法律界和政界反复争论的重要议题。而在大洋彼岸，当代美国学界对待美国宪法则同时展现出两种态度。

在卡恩看来，法律研究的目标是理解支撑法律运作的意义世界和象征系统。细致的辨析可以区分出至少三层意思，姑且将其分别称之为：宪法（the constitution）、《宪法》（the Constitution）和宪律（constitutional law）。公元1787年（乾隆五十二年），北美数州（States）代表齐聚费城，参加制宪会议并联合起草出《美利坚合众国宪法》。任何两个国家的法律制度都不可能完全一样，法律是一种文化的表现形式，如果不经过某种本土化的过程，它绝不可能轻易地从一种文化移植到另外一种文化。如同《圣经》、《论语》或任何经典文本一样，美国宪法文本中的语词需在把握历史中的层层解释之后才能得到理解。

因而，司法审查体现其独特的公民文化，最高法院的判决代表了美利坚民族的集体自我意识。Akhil Reed Amar, America‘s Unwritten Constitution，Basic Books, 2012.  比较宪法文本和司法判例或许有助于了解美国的《宪法》（Constitution）和宪律（constitutional law），但无法深入理解美国的宪制（constitution）。地方在此处不只是指空间、时间、阶级和各种问题，而且也指特色(accent)，即把对所发生的事件的本地认识与可能发生的事件的本地想象联系在一起。

我国《公司法》上的公司自治、《物权法》上的业主委员会自治、《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上的村民自治、《居民委员会组织法》上的居民自治、各地方《行业协会条例》上的行业协会自治，均属于团体自治范畴。例如，我国一些少数民族地区至今在杀人、伤害案件中坚持赔命价习惯，在法律规范上死刑制度依然奉行杀人偿命的原始策略时，这些少数民族赔命价习惯守成的却是保全生命感化活人的温和策略，这恰好暗合了当今世界大部分国家废除死刑制度的立法潮流。法律文化视野下的民间法研究关注的是精英文化所代表的大传统即国家传统与大众文化所代表的小传统即民间传统在法律文化选择上的困境。正如有学者指出：就当下中国而言，无论是立法还是司法，与民间习惯的距离仍然很遥远。

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一)民间规范的社群性与地方立法的地方性融合之可能 民间规范是自发生成的、调整一定范围内社会群体权利义务关系的社会规范，因而具有较强的社群性。

例如，山东作为孔孟之乡，有着明显的尊师重教传统，山东人称呼陌生人一律为老师。但这些障碍并非不可消解，亦即二者不能融合发展的命题是可以被证伪的。因此，有必要用民间规范概念统一民间法研究概念使用上的混乱。民间规范对地方立法的先导，作为二者融合发展的一种路径，不能仅停留在认知和观念上，还必须落实到具体的立法活动中。

[36]语出《礼记•王制》，参见[清]孙希旦：《礼记集解》，沈啸寰、王星贤点校，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58页。[63]黄凯南：演化博弈与演化经济学，《经济研究》2009年第2期，第136页。[16]黑格尔，见前注[6]，第41、42、43页。行业协会也可以替代恶法或填补法律漏洞。

不论人们是否承认，无论是一般性的法律概念还是具体性的法律知识，都不可避免地‘地方化。[77]即使是罗马法典这样的伟大法典，它也只是把罗马人的现存习惯表述于文字中。

融合发展 引言 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有关民间法的研究在国内形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法学知识运动。[41](德)弗里德里希•卡尔•冯•萨维尼：《论立法与法学的当代使命》，许章润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11页。

一般认为，规范法学秉持分析实证主义的分离命题，将应然的法律和实然的法律区分开来，仅承认制定法为实在法。因此，民间规范与地方立法需要融合发展，相互吸收对方优点，取长补短。在当代中国，民间规范的局限性日益明显。[29]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而地方立法，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为地方执行上位法提供更为具体、更可操作的行为模式。这当中，民间规范与地方立法为何要融合发展、能否融合发展、如何融合发展等问题，是需要回答的重要命题。

这样的规定被认为是地方立法的理性建构即科学立法原则的标志。新制度经济学将制度分为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治理模式和常规经济活动四个层次。

法律学术倘若失却对规范问题的自觉关注和把握，则必然逃离其本有的学术境界或专业槽，而遁入其他学术的专业槽。地方立法的节制美德和不完备局限，都要求其充分利用民间规范的补充来促进其自身的发展。

执政党的纲领性文件在当代中国的重大实践意义是不言自明的，由此我们可以充分相信，民间规范已毫无疑问从法学界的知识运动进入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实践之中。例如，《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补充规定》规定：保持哈萨克族七代以内不结婚的传统习惯。

在清末民初，我国立法机构先后启动了两次为后世学界津津乐道的地方民事习惯和商事习惯调查运动，一次是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的民事习惯调查，一次是1917-1921年北洋政府时期的民商事习惯调查。但是，由于法律体系存在着一定的空缺，在法律不明确和不确定的情况下，法官就不能仅仅依赖于现有的法律规则来解决出现的争端。规范性是理解民间规范的关键：首先，规范性将民间规范同一般的民间习惯区分开来，民间规范是从民间习惯中生成的，但并非所有的民间习惯都具有规范性因素。从规范法学立场出发，民间规范正是以其形成方式、效力范围、实施机制等方面的社群性与法律规范的国家性区分开来的。

因为，自发秩序意味着无需规划和设计社会制度，建构秩序则意味着可以通过人的理性，根据某些原则(比如正义原则)对社会制度进行设计和修正。[74]孟德斯鸠，见前注[37]，第317页。

对此，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早有认知：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湿，广谷大川异制。民间规范自发，地方立法却建构。

[6]民间规范和地方立法是必然会发生联系而又彼此矛盾的两个规范系统，我们可以从对立与统一两个维度来考察二者是否存在融合发展的基础。取缔式规训意在革除陋俗，规制程度最强。

但是，从人类社会规则演进的角度看，民间规范唯下与地方立法唯上的矛盾，只是二者在各自发展过程中关注侧重点的不同，在规则进化上，民间规范的唯下与地方立法的唯上所带来的冲突，并非是不可调和的。[51]与普通法相类似，民间法也是根据经验创造出来的，只不过是根据民间社会主体的经验而不是法官的经验。[56]崔卓兰、于立深等，见前注[54]，第9页。因为民间规范的经验性是对较长历史时段内已有行为模式的反复运用，执行性地方立法对其予以吸收，一般不会创制新的权利义务规范。

[80]孙波：试论地方立法‘抄袭，《法商研究》2007年第5期，第5页。建构秩序的理性自负可以通过自发秩序的经验主义来克服。

民间规范是自发的秩序，而地方立法则是建构的秩序。(三)民间规范的经验性与地方立法的执行性融合之可能 如果将民间规范比喻成法，那么透过民间规范最能理解霍姆斯那句广为传颂的名言：法律的生命不是逻辑，而是经验(The life of the law has not been logic: it has been experience)。

在法治建设过程中，地方立法所具有的地方性特征是理解统一与分散、权力与权利、中央与地方、中心与边缘、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等关系的一个知识进路。[30]和翻译为现代哲学语言即是融合，它是万物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